中国古代天学:科学还是伪科学?

[ 录入者:linq | 时间:2009-09-02 23:12:45 | 作者: | 来源: | 浏览:6775次 ]

载《中华遗产》杂志2009年第8期

编者按:

李约瑟博士曾说过:“对中国人来说,天文学曾经是一门很重要的 科学,因为它是从敬天的 ‘宗教’中产生出来的 ,是从那种把宇宙看作是一个统一体,甚至是一个‘伦理上的 统一体’的 观点中产生出来的 ,”“中国天文学在整个科学史上所占的 地位,应该比科学史家通常给予它的 重要得多。”那么,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中国古代天文学?带着问题,我们走访了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生导师、科学史系 主任江晓原教授。

 

  记者:中国有句古话叫“人的 命,天注定”,这话是不是说古代中国人把自己的 命运吉凶寄托在天上?

  江晓原:不是。万般皆是命,半点不由人,这是中国人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 一句说辞。中国普通百姓并没有将自己命运直接寄托天上的 观念,这句话恰恰更适合西方人——西方人的 星 占算命是确定人出生时的 星 宫图(horoscope,日、月、五大行星 在黄道12宫中的 位置),这个天宫图就会注定人的 一生命运。而古代中国人头顶上的 天象只决定军国政事,只为皇家命运服务,因为皇帝是“天子”,天的 儿子由天来管,天只管天的 儿子,这才是中国人的 逻辑。

    在中国儒家,的 确有一个“天命”的 观念,但它属于政治理论范畴,所谓“昊天有成命”、“天命归于有德者”,譬如“九鼎”就是天命的 一种象征物。天命只作用于人间社会治乱、王朝盛衰的 大事,或者推及一身系 天下兴亡的 重要人物,并不直接管一个普通人的 穷通祸福。

    中国古代天学主要有两个功能,一是造历,一是星 占。中国古代历法致力于研究日、月和五大行星 的 运动规律,其根本目的 就是推算、预报日食、月食以及行星 运动,而最终用途则是为军国大事、为皇室命运做星 占。

  说到这里,有三个概念有必要厘清:历法、历谱和历书。历法,侧重于指数理天文学(mathematical astronomy),即推算日月行星 运行规律的 那部分;历谱,就是英文中calendar的 意义,是明确当年月份、日期的 日历,它是靠数理天文学推算出来的 ,排算历谱仅仅是历法功能中很小的 一部分。但仅仅排个历谱的 话,没法指导人们的 生活。某一天是不是适合嫁女儿?是不是适合盖房子?于是就需要具体的 历注。有了历注,就成了历书了,就是民间所说的 “黄历”。

  造历,当然也是由皇家垄断,皇帝每年要向民间颁行历书,比如最早时周天子要向天下“颁告朔”——采用谁家的 历,就等于奉谁家的 正朔,是谁家的 臣民了。

  在历书上附着政治的 行为,到民国时期仍然存在。虽然那时采用了公历,表面看跟国际接轨,但仍然跟黄历相对应,只是换了另外一副面目。每年的 历上,都要写总理遗嘱、三民主义之类的 内容。每次改历,中央党部都要派人参加,天文学家甚至比中央党部的 代表还要政治化,每一页上都摘引好多政治的 东西,好像这样才能把党国政治的 东西宣传到穷乡僻壤去,搞得历书像一个政治手册,很好笑。

  这种传统在孙中山的 身上也能看到痕迹。他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发布的 第一条命令,不是关于军事、政治或外交的 ,而是《改用阳历令》!虽然是改用西方的 历法,但还是中国古代的 政治思想在起作用——历法是统治权的 象征。

 

  记者:人们为什么会相信历书或着说黄历呢?  

  江晓原:中国人多年来有一个基本指导思想:要在合适的 时间点上做合适的 事情。这个思想并非跟现代科学格格不入,只不过是人们要遵守的 一种自然法则,而这个原则在古人的 生活中比我们现在的 适用范围要大得多而已。比如古代的 人坚持按春播秋收的 规律行事,坚持在秋天才能处决犯人——因为秋天是万物枯萎凋落的 季节——判决后如果不是秋天,那就“延颈以待秋决”,伸着脖子等。而现在的 人判了死刑可以立即执行,但是粮食还是得春播秋收。古人没有我们这么多的 科学理论来解释世界,他看整个世界都是一体的 。在合适的 时间点上做合适的 事,弥漫在整个生活里的 ,衣食住行都受这个指导。这样一个文化氛围里,我们就需要一本标注吉凶宜忌的 历书。它的 作用很重要,在老百姓生活中一直影响不小。

  其实,在合适的 时间点上做合适的 事,西方人也有这个思想,但没有我们这么强。有句反思越战的 话很著名:“在错误的 时间、错误的 地点,打了一场错误的 战争。”这样的 想法本身也没什么神秘的 ,但中国人特别强调,在中国古人的 行为中渗透很深,包括皇家行动,这就决定了:历书在中国古人的 生活中,有很重要的 指导作用。

  回过头来看星 占和历书这两样中国古代天学研究的 结果,星 占学是探讨天命、预言军国大事,因而成为皇家禁脔,普通人不得私习天文,而历书中的 种种吉凶宜忌,是上至统治者,下至平民百姓都会讲求和遵守的 。

 

  记者:在中国古代人眼中,天象有吉凶,预示政治作为的 优劣,在某些时候,天象甚至成为政治的 博弈筹码之一,但是有的 皇帝自己也曾习学天文,也可能明白其数理天文学的 理据,了解星 占的 伪科学一面,实际上整个统治集团在多大程度上相信这个东西?

  江晓原:皇帝“私习天文”也不容易,康熙是真的 学过,让传教士教他,还做作业,入了一点门。

  统治集团是否真的 相信星 占指引的 吉凶之说呢?还是从故事中来看。

  春秋晚期郑国子产的 星 占学家跟他说:京城要发生大火。子产没理会。后来预言应验,星 占学家又说,再过多少时间,又要大火,要祭神以避免火灾。子产又不信。他说:“是亦多言,岂不或中?”结果这一次,火灾没有发生。子产的 解释是很唯物主义的 ——多言或中,反复说,总会说中一两次的 。概率保证你偶尔会蒙对一两次。

  还有一个例子,《宋史·王旦传》中说:有人向宋真宗提议搞封禅活动,“可以镇服四海,夸示外国”,借以掩饰宋朝在军事行动上的 失利。但封禅不是随便可以搞的 ,要有“天瑞”证明帝王英明神武感动上天才行,宋真宗还在犹豫,有一天老臣杜镐值班,真宗突然问他:“古所谓河出图、洛出书,果何事耶?”老大臣不知道皇帝的 心思,就随口说了实话:“此圣人以神道设教尔”——这就点出了要害。此前大臣王钦若早就对皇帝说穿了:“天瑞安可必得?前代盖有以人力为之者,惟人主深信而崇之,以明示天下,则与天瑞无异也。”也就是说,“天瑞”是可以用人力造假的 ,决策者搞这些神神道道的 东西,是用来教化老百姓的 。他们自己心里知道,但表面上要做出相信的 姿态来,让老百姓都相信,这样对统治有利。  

 

  记者:在印象中,我们的 天学有太多人为的 、功利的 色彩,而西方天文学却有着相当严谨的 数理天文学传统,至今统领世界。这是不是我们之间最大的 不同?

  江晓原:在看天的 问题上,中国人与西方人只有性质上的 不同,没有技术上的 不同,中国也有数理天文学。中国历法中大部分内容都是以“推步”技术来观察日月和五大行星 的 运行,这就是数理天文学。只不过古希腊人的 方法是制造几何模型,中国人用的 是数值模型,将大大小小的 运行周期叠加起来,同样能在相当程度上实现准确计算。

当然,后来西方天文学在近代天体力学的 推动下取得飞速发展,与中国的 数理天文学早已不可同日而语。两者的 性质是不一样的 ,我们的 数理天文学完全是为皇家事务服务的 。西方的 天文学则可以没有这样功利的 目的 ,独立发展。

  其实大家看的 是一片共同的 天空,必然会有很多共通的 地方。我早些年的 研究表明,在唐代以前这两个体系 之间已经有过一些交流的 迹象。唐代还曾经用过印度传来的 数理天文学方法,来帮助推算,而印度这些方法的 源头就在希腊,实际上是受了希腊方法的 影响。唐朝甚至有过印度裔的 太史监(掌管皇家天学机构的 官员)。但是中国人觉得自己这一套已经够博大精深的 了,影响之余,大家还是按照各自的 一套来。至明朝末年,中国人与西方天文学开始互相正面接触。清朝开始,钦天监任命了西方传教士做负责人,改用了欧洲的 推算方法。但是性质没有变,还是为皇家服务,为政治服务。

 

  记者:如果让您总结,中国古代天学最突出的 特色是什么?

  江晓原:中国古代天学最大的 特点,就是科学为伪科学服务。

  当然,所谓伪科学,是用今天的 标准来分类。我主张对伪科学宽容,用不着迁怒于它。科学哲学研究者们早就说过:科学与伪科学这个划界工作是完不成的 。

  中国古代天学的 基本原则是观测呈现出来的 天象,来了解人间的 吉凶。星 占学家的 任务是解读“上天”的 昭示。对于星 占学家来说,仅能解释某个已经出现的 天象是不够的 ,有些天象需要预先知道。比如日食。这在中国古代政治中是一种重要的 天象讯号,代表政治黑暗、上天发出警报。出现日食,古代帝王要开门整风,号召大家给他提意见,甚至还象征性地把某个宰相免职,表示让他顶罪。触怒上天了,皇帝还要下一个自我检讨的 东西,同时还要不穿好看衣服、不吃大鱼大肉,晚上也不和美女上床,要做个姿态。就像小孩子作了错事,不敢要求吃冰淇淋了,也不看电视了,乖乖做作业了。

  对此,中央政府和各地都要提前多日准备仪式。那么星 占学家必须提前做出准确预报。所以,皇家天学机构的 人员推算太阳、月亮、和五大行星 这“七政”的 运行轨道,计算给定时间内七政运行的 位置,是相当重要的 ,要明确地说出这些,就要用到现代人所说的 数理天文学——伪科学不意味着不需要使用科学的 工具。

    所以星 占学要求有数理天文学的 基础,古代数理天文学是为算命服务的 。很多现代人经常将这件事混淆。打个比方,如果认为算命是伪科学,那么用电脑来算,它也还是伪科学,只不过用电脑这个工具是用科学的 方法。

  中国古代的 数理天文学,中国古人并不想通过它去探索自然,它就好比是那台用来算命的 电脑。

 

  记者:西方的 情况又是怎样?

  江晓原:在西方,现代天文学的 传统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,虽然中间有过中断。古希腊罗得岛上就有希帕恰斯的 私人天文台,这种没有什么服务对象的 看天,只能理解为出自探索自然奥秘的 好奇心——类似情形,在古代中国迄今尚未发现,史料上也找不到支持这种情形的 证据。

  从古时起,西方人就有两条并存的 线,这对中国人来说难以想象。在这一点上,托勒密是一个典型人物——他写了“星 占学的 圣经”《四卷书》,也写了“天文学的 圣经”《至大论》,虽然他的 星 占学要用到数理天文学,但《至大论》确实是在建构宇宙体系 。托勒密可以既是星 占学家又是天文学家。

  我们现在读天文学的 历史,一定能看见开普勒这个名字,他确立了行星 运动三定律。还有第谷,清朝的 官方天文学开始采纳欧洲天文学体系 ,就是来自第谷的 体系 。在他们的 时代(16~17世纪之交),星 占的 名气很大,他们替国王占星 算命,同时思考天文学的 事情。

  开普勒比较穷,他编星 占历书来挣钱,这有点像中国古代的 黄历,包括预测来年丰收与否、有无战争等等,以及一些日常的 生活知识。西方没有历书的 官方垄断,大家都可以编。因为开普勒编得好,书商每年找他,好些年他就靠这个东西挣钱。他曾有名言说:“星 占学女儿不挣来钱,天文学母亲便要饿死。”

  当代很多西方科学家——甚至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,同时也是研究神秘现象的 灵学会的 会员和会长。他可以白天在实验室里做科学家,晚上到灵学会去讲神秘主义的 东西。对他来说这两个东西是分开的 、可以并存的 。而我们多年的 教育,一直给我们一种一元化的 思维。其实人都是多面的 。

 

  记者:如果中国古代天学仅仅是“科学为伪科学服务”,这岂不是很悲哀?它还有何积极意义?

  江晓原:我觉得完全不用悲哀。

  即使按照今天的 科学标准,中国古代天学也有其积极意义——尽管这个意义是我们今天赋予它的 。这个意义主要表现在具有科学价值或学术价值的 天学遗产上。

  中国古代天学的 遗产究竟是什么,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 问题。人们最先想到的 ,往往是收录在《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集》一书中的 天象记录,共一万多条。这是天学遗产中最富科学价值的 部分。古人虽是出于星 占学的 目的 而记录了这些天象,但是它们在今天却可以为现代天文学所利用。由于现代天文学研究的 对象是天体,而天体的 演变在时间上通常都是大尺度的 ,千万年只如一瞬。因此古代的 记录,即使科学性、准确性差一点,也仍然弥足珍贵。

  其次是九十多种有具体数据记载的 历法,这是天学遗产中最富科学色彩的 部分。中国古代的 历法实际上是研究天体运行规律的 ,其中有很大的 成份是数理天文学,它们反映了当时人们掌握的 天文学知识。

  再次就是大量“天学秘籍”,外加散布在中国浩如烟海的 古籍中的 各种零星 记载。这部分数量最大,如何看待和利用也最成问题。

  我们也可以尝试从另一种思路来看待中国天学的 遗产。办法是将这些遗产为三类:第一类:可以用来解决现代天文学问题的 遗产;第二类:可以用来解决历史年代学问题的 遗产;第三类:可以用来了解古代社会的 遗产。这样,基本上可以将中国天学的 遗产一网打尽。

  其实解决现代天文学问题也好(比如《古新星 新表》对现代天体物理学的 贡献、古代星 占学文献帮助解决天体物理学中的 “天狼星 颜色问题”等),解决历史年代学问题也好(比如确定武王伐纣的 年份、计算孔子的 诞辰等),都只是利用了中国天学遗产的 一小部分。那么这宗遗产的 最大部分可作什么用呢?这用处就是可以用来了解古代社会。

  读者读到此处,应该早已知道中国古代没有今天意义上的 天文学,有的 只是“天学”。这天学不是一种自然科学。一次日食、一次金星 或木星 的 特殊位置,更不要说一次彗星 出现了,这些天象在古代中国人看来都不是科学问题(他们也没听说过这个字眼),而是一个哲学问题,一个神学问题,或是一个政治问题——政治这个字眼他们倒是听说过的 。

  由于天学在中国古代有着极为特殊的 地位(这一地位是其他学科,比如数学、物理、炼丹、纺织、医学、农学之类根本无法相比的 ),因此它就成为了解古代中国人政治生活、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 无可替代的 重要途径。古籍中几乎所有与天学有关的 文献都有此用处。中国天学这方面遗产的 利用,将随着历史研究的 深入和拓展,比如社会学方法、文化人类学方法之日益引入,而展开广阔的 前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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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编辑:linq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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